黄帝陵

    
　　欣闻黄帝陵基金会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纂、审定的《黄帝文化志》即将出版问世，十分欣慰。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有关黄帝族姓里居、文治武功、发明创造和黄帝与中华民族、黄帝与中华文化、黄帝陵庙祭祀及历史沿革、传说佚闻等方面较为完整的文献汇编，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精当、条理清晰，对我们了解黄帝文化、认识黄帝文化乃至深入研究黄帝文化，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可以称之为一部黄帝文化的“百科全书”。这部书的出版，无疑将会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欢迎。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连绵不断。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黄帝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据古史传说，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奠基者和开拓者，是中华文明杰出的代表和象征。在中国先秦两汉古籍《春秋左传》、《国语》、《逸周书》、《大戴礼记》和诸子百家中都有过黄帝事迹的记述，这绝不是偶然的。尤其是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不朽名作《史记》，对上古传说加以系统化的归纳整理，并以《五帝本纪》为首卷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篇以来，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自有文字记述以来，历代典籍都把传颂黄帝的丰功伟绩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使命，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特征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然，传说时代还不能说就是信史，但许多学者都认为传说也应该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去研究。在人类历史上，每个民族都有过自己美好生动的历史传说，甚至其中还夹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中国自不例外。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采取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待这种传说的价值和意义。著名的史学家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先生都曾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作过深入研究。徐旭生先生认为“在研究中鉴别真实的历史成分，由可靠的线索中理解史事的真相”，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度至今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专著中，把传说时代的各族分别称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这种区划的提出，对史前史和史前考古文化的研究有很大的启迪。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中国考古学者就开始尝试把历史传说同中国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试图以田野考古发现的遗迹诠释远古历史和黄帝所处的时代文化面貌。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也随之得到迅猛的进步，近一万余处的史前文化遗址大量地被发现和研究，使人们对上古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文化系统类型及其谱系，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样就有可能对黄帝及其时代文化面貌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但要作出全面、系统、精确、科学的结论，仍存在很多难题。在这方面，苏秉琦、夏鼐、安志敏、严文明、张忠培诸先生已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般说来，黄帝时代是一个发明农业的时代和氏族社会重大转折时期。农业的发明为人口的繁衍增长和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分离和财富的增加，阶层的分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传说黄帝时代“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社会安定，“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发明服牛乘马，舟楫车舆，改进制陶工艺，教民养蚕缫丝，制礼作乐……显示了这一时期已从采集渔猎、漂泊流徙的生活跨入铜石并用的农业经济时期。从考古发现研究来看，新石器时代正是一个发明农业的时代。在华北地区，以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陕西华县老官台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代表，已开始种植粟和黍；以湖北宜都城背溪、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遗址为代表，也开始种植水稻，它们的年代约相当于距今7000年至5000年。按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研究，认为黄帝时代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之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参见严文明《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或者说，黄帝时期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不过，仰韶文化结构相当复杂，地方性特征比较明显，如仰韶文化晚期有属于庙底沟二期等一系列类型。黄帝陵附近，近年也不断发现有仰韶文化遗迹，其类型和时代尚待进一步研究。
　　民族始祖的认同，其根本基础是历史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旗帜。黄帝文化圈是开放的、不断延伸扩展的。自远古至夏商周以后，这个文化圈越来越大，这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黄帝文化志》在重点记述黄帝及其时代文化之外，也十分注意黄帝文化观念的形成和各族对黄帝及对黄帝文化的认同过程，这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不仅活动在中原区域范围内的华夏集团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和各方诸侯承认自己是黄帝之后，甚至匈奴、闽越等蛮夷集团也认为自己是黄帝后裔。此后之北魏拓跋氏，也把自己的族裔融入黄帝族的一部分，辽契丹族也自称为炎黄之后。从魏晋南北朝贵族墓志铭来看，追溯其远祖为炎黄之后者不胜枚举。这种文化认同高于族属认同具有深远意义。建于明嘉靖的北京历代帝王庙，在清顺治年间，很快恢复了历代帝王祭祀大典，不仅认同和光大炎黄二帝的崇高祖先地位和以华夏族为主的历代王朝帝王体系，而且扩大了祭祀范围，其文化认同意识，对巩固和完善统一多民族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实说明，这种团结、和谐、统一的文化观念，是黄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它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我们要特别珍惜。因此，有关这方面的文物古迹，例如有关黄帝的陵寝、祠庙等古代建筑，不仅已成为黄帝文化传承的文物历史佐证，而且应当得到完整的保护。文化认同是国家、民族认同的核心，正是这种认同促进了民族的和谐、团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谱写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开拓创新着中华民族大气磅礴、威武雄壮的历史华章。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繁荣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值此《黄帝文化志》的出版，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继续认真挖掘中华文化的丰富宝藏和精心提炼祖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和深刻内涵，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诚挚期望有志于研究黄帝文化的考古文物工作者，继续参与到黄帝文化研究中来，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家一道全面探讨黄帝时代及其文化，不断提高黄帝及其时代和黄帝文化研究水平，取得更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从而为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继承中华文明，促进文化认同，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建设优秀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张文彬
　　(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

黄帝文化志/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